逝者如斯: Final Notes from a Great Island

第一章大巴窑

Fri, 02 Mar 2007 07:03:09 GMT

新加坡就在我面前的地图上。它的北部是兀兰(Woodlands)－通向马来西亚的门户，和克兰芝（Kranji）－岛上硕果仅存的鳄鱼们的乐土。西部有裕华园（Chinese garden）－这个我每年生日都会去朝拜一次的地方。南部有会喷水的鱼尾狮，东边则有Fairy point。Fairy point？这个地名让我又回了一次头。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当然更不知道樟宜（Changi）的东北角还有一个指定的让仙女们畅饮的地方。那肯定是不容错过的。

我带上门，深呼吸，在大巴窑（Toa Payoh）附近转了几天。没有人会在这些事情上用力过度。我的旅程需要皇家批准，因为我打算跟随我的女皇的足迹。1972年，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她的丈夫大菲尔以及女儿安妮，游览了第5街的53，54号组屋楼。我认为以此地作为我的旅程的起点再合适不过了。并非因为我是保皇主义分子，而是因为它离我的住处步行只要10分钟。

不过在路上，一条自我的祖母用来在客厅跳康康舞之后就与我缘悭一面的最大的粉色女式短裤，延缓了我的脚步。当时我正漫步经过99A座，而它就挂在那儿，散发着催眠的魔力光芒。那是一式三条同样宽大粉红的短裤中的一条，且不象其他宽大通风的短裤一样被晾在它们的传统展示平台－竹竿上。这种吸引眼球的手法无疑是狡猾的，阳光正直射在大楼的那一面，一俟云层散淡，粉色的褶边就被映照得熠熠生辉，象极了一部旧电视剧“天堂高速公路”中的一个场景。上帝显然偏爱粉色短裤。

绚丽的短裤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她在大沼泽地的旅行。中文当中Toa是大的意思，Payoh是马来语中沼泽的意思。了不起的名字！在60年代和70年代，海峡时报显然收到了一些信件，要求把这么粗俗的名字（大巴窑）用一些更有品味的（因此更为自命不凡的）名字加以取代，比方说，兰花道（Orchid Avenue）。所幸的是，常识胜利了。

大巴窑是新加坡面积最大的居住区（让人好奇的是，这跟我的家乡达格南一样，它原本也是这个星球最大的市立居住区，建在艾塞克斯沼泽地上，毗邻伦敦东部泰晤士河）因建在湿地上得名。大沼泽地的名字即妥贴又独特。兰花道充斥了爆发户的气息[1]。

当我站在53座前面的时候，那些老谋深算的人民行动党[2]的家伙为什么选择这座组屋让女皇视察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它展示了不仅是大巴窑而是整个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政策的一个缩影，概述了建屋发展局（HDB）横扫落后的村落并在其上创立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所获得的成功。每次转变中，他们都会努力重提乡村精神。以平民的圆形大剧场自夸，这座组屋带有一个硬地足球场，一个篮球场，一个体面的儿童活动场所，三个烧烤台（自然都编了号）和一个有着单杠，双杠，猴杠的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在全国都相当受老人们的欢迎，但我宁愿把它们的性质看做是奥威尔式的：一个健康的国家是一个和谐的国家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可我的玩世不恭在玩单杠的时候没有什么派上用场。血充到了我的脑袋，我觉得头晕，而楼上有人傻笑。

跟我上次看到它的时候相比，53座也被重新粉刷过了。美学上更为让人愉悦的桃色，橙色和白色取代了我记忆中第一次到达看到的暗绿色，蓝色和紫色。实际上，色彩更柔和更安谧的涂料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原先刺眼的底色，对此建屋局功不可没。用大号字体把号码涂在楼上的组屋也比原来少了。如果你恰好住在这样的组屋，我声明抱歉，但它们让我想起幼儿园学生的画，孩子在中间涂写上“15号，妈妈和爸爸的房子，新加坡，亚洲，地球，宇宙”。

有谁知道市镇规划者当初是怎么想的？我倾向于他们喝多了。在中午的阳光下用过丰盛的午餐，喝着Tiger啤酒，围着图纸，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醉眼惺忪口齿不清地提议“我们应该用大红色，把50英尺高的号码刷在每座大楼上面。”

“呃，为啥？”

“因为红色吉利。”

“没错，但你不觉得对居民和路人来说有点晃眼吗？比方说路过的商务航班的飞行员？”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你喝多了，不记得你住在哪儿了。你可以让出租车司机找一座有50英尺高的数字的…别把啤酒洒在图纸上。”

一开始的时候，53座在顶楼有一个观景台，让居民和游客观看大巴窑（以及附近的宏茂桥和碧山区）在他们旁边慢慢建立。那个时候还没有有线电视呢。

我走向53座电梯的时候，有个声音招呼我：

“喂，你还好吧？看起来象是迷路了？”一个提着购物袋的中年华裔男子站在我身边，带着好奇和关心夹杂的善意看着我的笔记本。

“不，不，其实我是一个作者，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作家，记者。”

我的无措每每让我对伪装的谋生手段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很可笑笨拙。作者，是英国乡下，比方贝克郡或者汉普郡，擅长说话的小孩们在谈到他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才提及的东西，而且他们不会因此被家人笑话。作家，是少年们写完四首强言悲欢的诗歌并且可悲地以之作为性爱的不完整的替代品之后所假想的职业。而记者，则是勇敢地站在巴格达街头一座正在倒下的嗜杀的独裁者的雕像前，解释着当地人民为什么需要一个善良的，坚强的布什的一群人。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大巴窑和一个提着装满美极（Maggie）面的袋子的可爱男人站在一起。

“那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他不无小心地问道。

“哦，我听说1972年英国女皇来这里参观过。”

“是呀，是呀，女皇来过的。她到过我的组屋。”他激动起来。

“那你见过她了？”

“没有，我当时不在。”

我觉得这可真是了不起。英国的君主，英联邦的女皇，这个老牌帝国前任名义上的领袖，突然冒出来问你要一杯七喜，而我们的美极面先生却刚好出去了。

“不，不。我是说，我当时不在大巴窑。”他纠正道，“我是后来才搬过来的，但我的朋友还记得她当时来这儿的情形。”

和许多城区的居民一样，美极面先生以住在大巴窑为荣。他在此居住有年，工作勤奋，让儿子接受体面的教育。他带着极大的自豪描述自己的儿子－他现在在全国最好的学校之一教书－的学习上的细节。这是在大巴窑耳熟能详的故事。这座曾经是工薪阶层的市镇（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沦为中下阶层）跟达格南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但只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在这里孩子的教育压倒一切。就像美极面先生指出的那样：“你有孩子吗？…没有？等你有了孩子，让他们努力读书。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你的儿子可以让你引以为荣。最糟糕的就是你的儿子是个傻瓜。千万不要生一个‘六点半’的儿子。

这种说法高妙得让人叹服。这是一个流行的，独特的，新式英语的词汇，大致的意思是“无能”或者“糟糕”，但“六点半”这个说法要有创意得多了。我猜它的起源与性有关，或者是暗示阴茎的角度。六点半无疑代表了下垂，半夜十二点才够厉害。若是三点四十五分，就需要急救了。

“不是，啦”美极面先生继续说着，“六点半的儿子不好。不要抽烟，喝酒，抽大麻吸白粉。那叫什么来着？”

“可卡因？”

“不，不是那个。另外一种白粉。海洛因！对了。不要吸海洛因白粉。”

他听起来好像政府健康宣传。我只不过问他有没有见过女皇而已。不过我跟他握手道别的时候，还是答应他不会要一个六点半的儿子，这才来到最上的19层。新加坡60年代的市镇规划者还真聪明。大巴窑的位置大致处在这个钻石形岛屿的中点，堪称中部地区的宝石。而第53座则座落在大沼泽地的中心，无论用作皇家视察还是旅游观景都是绝佳的地点。

女皇给此地留下的印象还栩栩如生，但观景台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我偷偷爬进19楼禁入区域的一个楼梯间，却只发现了一扇紧锁的门，上面同样大号的铁锁也被用在樟宜监狱。这在新加坡屡见不鲜，当局建了一些设施，却又不信任它的民众能够正当使用。

即便在19楼，所能看见的也颇为壮观。但尽管有着近乎完整的，360度没有遮拦的全景视角，映入眼帘的却并不引人入胜。这是一种类似“图象最大化”[3]的体验。我的脚下是大巴窑地区灯火辉煌富于异域风味的佛教寺庙修德善堂（Seu Teck Sean Tong）。该建筑长期被用做从北面经Braddell Road到大巴窑的紧急入口通道。看清楚不远处宏茂桥和碧山的住宅区一点都不费劲。在走廊上走着的时候，我从周遭分辨出了南边的莱佛士坊，东边的国家体育场两片灯火的海洋以及西部武吉知马（Bukit Timah）山的绿色山顶。接着我回到两个花坛之间占据了有利地形的起点，希望它们的主人不会巧到在这个时候出来灌溉他的小花园。这时云淡了一些，极目远眺所能看见的应该是马来西亚柔佛的海岸线。那边云岚萦绕，光景朦胧，比之新加坡则太遥远太苍翠，马来西亚大陆，彷佛在Selat Johor(柔佛海峡)的另一边轻声召唤着。

房门的铁栅后面已经探出了一两颗脑袋，我离开的时候有点仓促，另一面对自己的观察力则颇为满意。这匆匆一瞥尽管来之不易却还是非常值得的。想想那些游客和背包族们花一笔不小的钱在Orchard Road和City Hall豪华的顶楼酒吧和餐厅享用最廉价的酒水所能看到的景致在大巴窑则不费分文。这么说来，应该有更多的游客来这里看看。

虽然女皇镇（Queenstown）开工在先，大巴窑是新加坡第一个竣工的市镇中心。这是HDB皇冠般的光荣，每一处都点缀了耀眼的宝石。随着村落被陆续铲平，市镇规划者们在大沼泽地上建起了新加坡的达格南，为占据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的20万人建立了住所。总有人依然留恋旧式村落的公共集体生活，并不情愿搬进钢筋混凝土的大楼。建筑商行动迅速，大巴窑很快什么都有了：购物中心，学校，诊所，一个不错的公共泳池，一些室内体育馆和活动中心，电影院，花园，操场，市镇公园，小贩中心以及大型运动场。这些都是试图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培养新的群居意味的勇敢尝试。

从伦敦市镇理事会最初构想在我长大的地方建立住宅区，时间过去了90多年，达格南还在为建筑规划上的目光短浅付出代价。社会福利设施的步调从来不能和砖匠爬上房顶的频率保持一致，我的老家越来越象个鬼城，木板顶的店铺满是涂鸦，房子周围到处是“to let”标志，急需一次重建。

大巴窑没有犯这种错误。作为社会实验，它近乎完美无瑕。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政策无疑是它最成功的故事之一，算的上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一个典型。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翻新，这个最老的卫星镇现在看起来反倒象是最新的。现在大巴窑引以为荣的是拥有一个新的购物中心和全国唯一一个全空调的巴士中转站。跟我最初来到的时候相比，几乎一切都翻新过了，象居民楼，游泳池，电影院，市镇中心，学校，公共图书馆，饮食中心和市镇花园。和新加坡其他的市镇一样，没有什么可以静止不变。本区域现在甚至出现了两座私人公寓，意味着其他的老外[4]正在蚕食我的大巴窑的地皮。很明显，他们一定是不停地从书上和报纸专栏上看到消息告诉他们这块地方有多棒。

甚至连女皇也这么认为。2006年，她再次回到大巴窑，重新拜访了多年前用一杯七喜招待过她的家庭。我听说女皇也还住在同一座屋子里并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但既然陛下本人似乎也还并不厌倦，那别人还有什么好说三道四的呢？

在大巴窑第五道漫步的时候，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大卫不仅是新加坡人，而且是住在大巴窑的新加坡人，想到这一点总让我心存感激。我还记得以前我们一起坐在Grosvenor Place，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尽管外表糟糕但还算比较好的学生宿舍，他邀请我们到他的国家来玩。思科特和我一开始对此还有所疑虑。思科特不能确定在这么一个充满竞争的国家，他能不能找到一份建筑师的工作。而我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去中国定居。假如我们的新加坡故事从义顺（Yishun）或者兀落（Bedok）开始，大概也会同样有趣，但大巴窑成了我在此地的第一个家。大沼泽地更是我十年之中唯一的家。如果它对于女皇来说不坏－她到访了两次－那对我来说也称得上足够好。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开心。迈步向第八街的小贩中心走去，我觉得饥饿难耐，天色正开始暗下来。已经快六点半了。

[1] Orchid Avenue 位于美国好莱坞。

[2] People’s Action Party，人民行动党，新加坡执政党。

[3] IMAX，Image Maximum，即利用数码深化处理技术将图象最大化以达到震撼的视觉效果的一种技术。用于目前最先进的影像系统。

[4] 原文为ang moh, 潮汕话“红毛”的音译，即外国人的意思，新加坡的宏茂桥（Ang Mo Kio）即以此命名。

序言

Sat, 24 Feb 2007 03:46:55 GMT

Final Notes from a Great Island

Neil Humphreys

序

2006年1月1日，我和妻子差点因为闲荡的罪名被逮捕。其时我们身在新加坡建屋与发展局（HDB）最大的组屋的40楼，站在垃圾槽旁，看起来象小偷。受到惊吓一般，旁边公寓的主人出现了。

“呃，晚上好，新年快乐。”我含糊着跟她打招呼，“我们上来看看新年焰火。”

女人慢慢地明白了我的话，明显地，还没有下决心是要报警还是用她手上装满了脏纸尿片的袋子敲我的头。

“哦，烟花已经过了。”她不无警惕地答道，“大概五分钟以前。”

“真可惜。我们实在想看的。看来我们只好回去了。”

“是啊。从这里看很漂亮。什么都能看到。烟花灿烂。放了很长时间。”

她的话戳到了我们的痛处。退到一旁让她把纸袋扔进垃圾槽，我们不无尴尬地走向电梯。

“新年快乐”，确定了我们不是小偷，她在我们身后喊道，“祝你们2006快乐！”

她的真挚祝福很及时，让我们心存感激。大家都太需要好运了。在她的大楼迎来了新年，我们清楚这也是在新加坡的最后一次。旅行瘾把我们带来东南亚，它将再次带我们上路，在一个出产袋鼠便便，几种全世界最毒的毒蛇以及史帝夫·厄文[1]的国家稍事逗留。2006年是我们来到此地的第十年。在新加坡度过十年难忘的光阴之后，也许继续向前是个不坏的打算。考虑到我来到这个阳光灿烂的小岛，本来只是为了度过一个圣诞假期，这本身已经算是一大成就了。

1996年11月20号，我第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此行的原因极其光荣。我想亲眼去见识在英国达格南单调乏味的红色砖墙住宅之外，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更直接的原因是，我亲爱的新加坡好友大卫为我提供了免费住宿。我和我的旧伙伴思科特一同到达，他来自约克郡，建筑系毕业生。我们已经为征服这个国家准备就绪。他准备为Raffles Place将要出现的天际的大楼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我嘛…好吧，我会找到一个适合我的位置。

不幸的是，我没能做到。思科特在两个星期之类就拿到了两个临时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我却收到了为数不少的简约的规劝。

“我知道你有一个不错的学位。”一次简短的面试中，一个股票经纪人在她位于Robinson Road时髦的办公室说。“但你能为我们做什么？你在新加坡到底能干什么？”

事实是，我所能干的的确不多。靠着在伦敦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六个月的简单工作经历，我才有了那次面试。但我的历史学位，其功用和一个生活在伦敦的新加坡音乐会出身的钢琴家等效。我在这个国家成功的机会仅仅比政治上的反对派高出那么一点点。当我们坐在大巴窑第8街大卫的家里，思科特试图乐观的表示说，

“你会有工作的，尼尔。经济在腾飞。”他令人振奋地说着，一边试着用一包咖喱面不停拍打一条身手敏捷的壁虎。

“是啊，不过是在他妈的电子，工程和建筑业界。他们要我有什么用？我的学位是当代史，老板们才不需要找一个人来告诉他们谁赢了克里米亚战争。

我觉得这种反讽让人深感沮丧。新加坡经济在1996年下半年到达了顶峰，而大巴窑的居民们正贪婪地等待着他们的五房式组屋冲击50万的价位。青少年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衰退，没有人听说过非典，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说法听起来象是荒谬的矛盾修饰法。报纸甚至报道着“负失业率”现象。在某些经济领域，工作机会供大于求。

想想那种情景。

而我还是找不到一份该死的工作！

想想那种情景。

但那个时候的新加坡，从任何一个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英镑兑换2.2新币，也就是说，一包50便士的薯片只花我一块多新币。现在每英镑贵了差不多8角新币。那包薯片现在则要1英镑了。以前当我习惯说我来自伦敦的时候，新加坡人有时候会说“啊，尼克·李森[2]”，现在他们则会说，“哇，生活昂贵”。

1996年，新加坡人用10块钱从新柔长堤另一端的马来西亚柔佛镇买盗版录像带，把它们藏在高尔夫球袋和汽车仪表板上的小柜带回来。现在新加坡人买5块一张的DVD还有送货上门。即便做不到这点，每月一次总会有一个华人老妇出现，在一间储藏室里推销帆布包里的碟片。在1996年，电影院的大荧幕上播放一部糟糕的低成本影片，片名叫Army Daze，让全国的成年男性在剧院里笑得涕泪交流。当时我不熟悉新加坡英语和当地文化，觉得它是一部可怕的影片。现在我熟悉了新加坡英语和当地文化，照样觉得它是一部可怕的影片。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周末，思科特和我想找出英超联赛的最新比分，但没有现场直播。实际上，英文电视台似乎都在全力以赴地重播憨豆先生（Mr Bean）。感谢上帝，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情形了。直到最后，我们在一台嘎嘎作响的老旧收音机上收听到了BBC的国际报导，于是我们穿着汗淋淋的拳击短裤坐在地板上等着间歇播报的体育动态。时至今日，浏览新加坡有线电视频道，你已经无法躲开输了球的足球队员面对亚洲观众喋喋不休老调重弹。

另一方面，本地的英语节目现在正处在流行的巅峰，象under one roof 以及growing up，被当作必看节目，甚至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前一部是关于一个本地家庭的喜剧，其中的人物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在客厅耍嘴皮。后一部是关于一个本地家庭的连续剧，其中的人物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在客厅耍嘴皮。现在两个节目都已经停播了，新加坡人聚在一起观看一部关于一个叫做Phua Chu Kang的建筑承包商的喜剧：此君穿一双黄色高统雨鞋，对每个人用新式英语大喊大叫，用长长的指甲挖鼻孔。哦，这样的一个怪胎！

那个时候新式英语于我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当地方言的微妙之处起初总让我费解，以致形成这样的可怕印象：当地的小孩子怎样如何能被管教。在英国，淘气的孩子会被父母责骂。在新加坡，他们则会被父母“烫伤”[3]。尽管大家都知道亚洲人的家庭等级分明，但是因为小哈利责备了女佣人而拿着热熨斗在客厅里追着他跑似乎还是太过份了。当然我很快就发现新加坡人说的不是“烫伤”(scalded)而是“斥骂”(scolded)，一个怪异的动词，在大不列颠由维多利亚女皇于1847年最后一次说出，当时她“斥骂”了阿尔伯特王子因为他责备女仆。

新式英语的错综复杂和它的饶有趣味一样，容易让人混淆。我曾吃惊地发现当地男士们神态自若地谈论他们的生殖器官。我清楚记得大卫说，“那个家伙喜欢谈论阳具（胡说八道）”[4]，他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呢？这个肮脏下流的老混蛋！我以为新加坡是个保守的社会。在英国长大的朋友们之间，会拐弯抹角地谈论下半身的话题。但在新加坡每个人都“谈论阳具（胡说八道）”，有一个专门为这种消遣设立的网站。甚至有一部电影，毫无创意地以“胡说八道（谈论阳具）的电影”为名。我之所以在这里无耻地提及它，纯粹因为在首映式上我扮演了新加坡的创立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5]。

除了居民们热衷于“谈论阳具”，1996年的大巴窑留给我的印象无多。这个我后继的故乡，这片新加坡最古老最值得骄傲的土地，在其后的10年内已经彻底改头换面。我来到的第一个晚上吃蚝油姜葱牛肉的小贩中心，和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一起被拆迁了。组屋翻新，楼房被重新油漆了数次，新的停车场，新的花园成为新的风景，新的公共设施建了起来。那些我第一次购买手机，CD，VCD,DVD，羽毛球拍，网球拍，球衣和不合身的内裤的店面全部新旧更替过了。在达格南，我的英国故乡，一间新的店铺足以引起交通堵塞。

即使那座时髦的，我和妻子错过了新年焰火的高达40层的组屋，1996年的时候还不曾存在。大巴窑，和新加坡一样，已然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我打算在临行之前，再一次探访那个世界。我不想站在充塞了脏纸尿片的垃圾槽旁与一个国家仓皇道别，眼望着无尽的天空。这其中有怎样的意味呢？不，澳大利亚可以等待。我想看看新加坡，和10年前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一无所知，用脚去探索。我要去探索那些朝夕相处的，略知一二的以及全然陌生的地方。我要开始一次告别旅行，与这个我已经深爱的岛屿。在这个岛上，10年前，我打电话给妈妈：“新加坡很好，我觉得。不过三个月内我就会回英国了。”

[1] Steve Irwin, (1962-2006)，澳大利亚野生动物专家，电视人，外号“鳄鱼先生”。2006年9月4号，在昆士兰道格拉斯港潜水拍摄记录片时，胸部被刺鲂脊骨刺伤死亡。本书发表时，厄文还健在。

[2] Nick Leeson，英国投资交易员，曾导致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霸菱银行的倒闭。

[3] 原文为 “scalded”。

[4] “Talk cock”在新加坡英语中指的是“胡说八道”,但在英美英语中cock是“阴茎”的俚语。

[5] Sir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英国殖民时期政治家。 1819年2月29日在马来亚半岛的南端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口，即今日的新加坡。

逝者如斯: Final Notes from a Great Island

第一章 大巴窑

序言

第一章大巴窑